壓力還是存在，但這個制度的意義在于，在應對壓力時，給予了老師“松一口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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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杭州四季青中學的92名老師來說，“遲到早退”不再是個問題。
在確保正常教學活動的前提下，老師們被允許每周用兩個晚自修的時間換“遲到早退”的“雙減假”，一個月擁有半天“親情假”，工作日有應急的“零星假”。
2021年9月，“雙減”政策兩個月后，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學試行“教師彈性上下班工作制”。在杭州市91所初中里，它是最早踐行該項制度的中學之一。
“很開心啊！”大多數老師聽到這些假期的第一反應均是如此。在教學、科研和競賽評比的繁重任務中，它如同隔離雜質的真空地帶，讓教師有了“松口氣”的機會。這一制度也讓四季青中學備受關注，其關于彈性工作制的舉措總是出現在本地媒體上，引發網友熱議。
今年3月11日，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謝家灣教育集團黨委書記、總校長劉希婭建議：根據教學安排，積極探索推行教師彈性上下班。再次將公眾的目光聚焦在教師彈性工作制上。
此時，彈性工作制已在杭州四季青中學運行了一年半的時間。作為一份樣本，這所中學的經歷，講述的是一項微小的制度如何被實施、并在教師群體中內化，又如何成為關鍵的杠桿，支撐起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給老師松綁減壓
2月的一天，下午近4點，陽光穿過林蔭，照射在“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學”的牌匾上。學校外面的馬路上，駛過寥寥幾輛轎車，間或伴有一兩輛電動車，顯得道路格外空曠。
林偉知道，2個小時后，這條道路將充滿擁擠的車輛與急著接孩子的家長。往常，他是迎接高峰的人之一，但這一天，他顧不得學生與家長，只想趕回家為客人燒一頓好菜。
“雙減假”請起來很方便，向學校辦公室申請后，不過幾分鐘就通過了。作為班主任，林偉提早向任課老師交接了管理工作，下午3點40分，他便可以下班了。
對于杭州四季青中學的老師來說，下午的陽光并不常見。林偉看到的，往往是暗夜華燈。他在這所中學工作10年，如果不是一年半前“彈性工作制”的實行，他很少有機會從沉重的教學任務中抬起頭來，見到另一種“風景”。
自溫州調到杭州后，林偉感覺教學壓力變大了。他總是做班主任，將一個班從初一帶到初三。他察覺到，近幾年，老師們的壓力來自于三方面：家長的高要求、學校的升學率、學生的全方位發展。生活就在這些壓力中被搓磨了。女兒已是大學生，他仍在為初中時無法給予她足夠的關心而遺憾，在家庭分工中，也是妻子承擔了更多家務，擔起了照顧老人的重擔。
像林偉一樣，老師們想要照顧父母、陪伴孩子，只能挪到周末以及寒暑假。然而，也會有許多科研任務、教研活動、教師培訓，充斥在這些法定假期里。家長也會在這些時候，隨時聯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雙減”政策開始實行。政策落到四季青中學每一位老師身上，意味著一周有兩次，他們需要負擔起晚托管服務，延遲至晚上8點至8點半下班。
對老師而言，工作向生活的領地又侵入了一步。英語老師韓林梅這樣描述承擔晚托管服務的感受：“那會造成一種錯覺——我從早到晚都在工作，一天都被工作占滿了。”
校長倪敏之前是杭州市政協委員，她時常連同其他幾位校長，提議關注教師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給老師減壓。這項提議來自于她的觀察——她發現，教師的生活一直讓位于工作，以至于他們“做個手術、開個小刀”的時間，都要延后到寒暑假進行。
然而，起初也僅僅止于提議，她的心頭有諸多顧慮：沒有先例，一旦開始了，會不會失去控制、無法管理？“我是害怕的，我不敢放手去做。”
轉機出現在2021年9月一次“上城區初中提質強校行動”的入校診斷中。倪敏清晰地記得，在診斷會議上，指導專家分析了與該校老師的對談后認為：“該所學校教師敬業、工作努力，但老師也有一些焦慮，感覺到壓力很大，壓力來自于生活與教學質量兩方面。”
倪敏聽到專家建議：“可以實施教育部的關于教師彈性上下班的建議，給老師松綁減壓。”那一刻，她仿佛“吃了一顆定心丸”。
“萬一92名老師都請假怎么辦？”
杭州四季青中學并不頂尖，它是公辦中學，生源不如民辦。唯一有些特別的是，它是一所“低起點，高出口”的學校。韓林梅介紹，“我們接收的學生參差不齊，但中考第一批上線率卻高于杭州市平均水平。”
學校位于杭州市上城區，相隔不到一千米，就是杭州最大的服裝批發基地——四季青服裝市場。它為四季青中學帶來一半的生源。學生基礎參差不齊，卻能收獲較大幅度的進步，壓力幾乎全壘在老師身上。韓林梅感慨：“我們中學最能反應杭州初中老師的工作狀態。”
一個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需要個性化輔導。為了補齊短板，老師會在午間半小時與下班后一小時里，見縫插針進行輔導。“早上一個比一個來得早，下班的課后輔導也一個比一個拼。”林偉介紹，為了提高升學率，針對每一屆學生，都會有具體的提升指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這所學校的老師敬業、拼命。有時候，班主任林偉會因為學生成績提不上去而感到焦慮。
不僅是教學壓力，韓林梅也發現，“不像以前，老師只要把書教好就好了，現在非常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原來可能更重視的是成績，現在學生的心理狀況，也需要老師關注。”每個老師同時是德育老師，對心理壓力重的學生進行疏導，班主任也需要時刻“盯緊”學生。倪敏記得，曾有一位學生因為母親生病，心情沉重，有一天直接沖向了六樓，班主任和任課老師立即察覺，把學生拉了下來。
倪敏今年54歲，一輩子都在這所中學教書。在老師們眼中，倪校長性格直爽，愿意緊跟新的教育潮流，也會為老師著想，熱衷幫單身老師解決婚戀問題，也不吝幫助同事。與大部分校長不同，她同時也是一名一線教師——自1999年進入學校管理層，她一直沒有放棄授課教學。因此，她清楚教學壓力的每一分刻度。
指導專家走后的一個星期，倪敏就召集學校管理層，討論如何“彈性上下班”。每一項假期都經過反復考量：“雙減假”是一周兩個晚托管換一天“遲到”或“早退”，那一天你可以選擇早上9點30分上班，或下午3點40分下班，之所以選擇這個時間，考慮到可以避開早晚高峰；“親情假”是一個月半天，在確保完成教學任務的情況下，可以用這半天陪伴父母、子女；“零星假”延續了之前的措施，在一天的工作時間內，抽出2個小時作為應急。
聽到這些假期的第一反應，是驚訝。在例行的教師會議上，英語老師董芳芳第一次聽說這些假期，她記得，等校長解釋完，在工作平臺上看到，相應的假期申請欄目已經開通，從這一天起就開始正式實施，她才感到踏實，“感覺特別開心。”
那幾天，在食堂、在辦公室，在交談的停頓處、休憩的間隙中，大家都在討論這些假期。“什么樣的情況下我可以用到這些假？”“它怎么使用？什么時間可以使用？”“審批到什么層面，需要校長同意嗎？”
一兩個月之后，老師們都親自嘗試過這些假期，討論的聲音才慢慢減弱下去。
制度真正實施后，倪敏也提心吊膽：“萬一92名老師都請假怎么辦？會不會出現無休止的請假，或者一個老師每天都請假？”試行了一個月之后，她做了一個統計，發現請假的教師人次在可控范圍內，才放下心來，“完全是可控的。”在下一個學期，她又為老師增加了30分鐘課間運動的項目。
這個項目在網上掀起了小小的漣漪。“這樣老師更累了。”“能不能放過老師？”“教育工作最怕瞎指揮。”倪敏把這些評論看在眼里，“每一個改革都是有壓力的。”她認為，這個爭議僅僅是實行彈性工作制實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波瀾，作為最早的試點之一，周圍學校都在關注著這項制度的成與敗。
“只要學校里的老師認為這是好的，我就可以做下去。”倪敏覺得，老師們也確實從中得到了益處。有一些老師還會問她：“我有兩個晚托管，能不能一周兩次雙減假？”
回到生活的領地
如同做一道算數題，董芳芳“計算”著使用這些為數不多的假期。
她把一個月半天的親情假用來陪母親看病。去年，六十多歲的母親得了癌癥，病情穩定后，需要每三個月來杭州醫院做一次檢查。大醫院流程復雜，董芳芳必須親自到場，陪母親問診。
一周一次的雙減假，則被用來接送小學四年級的女兒。從前，她上班時間比女兒早，下班時間比女兒晚，女兒被爺爺奶奶接送著長大。但女兒會撒嬌、耍賴，祈求董芳芳出現在她的學校門口。然而，周末帶女兒出去玩，是她唯一能補償的方式。如今，她一周能有一次的機會接送女兒，“現在如果我跟我女兒說，我明天能去接你，她可開心了。”
董芳芳對假期的使用是老師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例。這所中學教師的平均年齡是40歲。一個最常見的教師畫像是，上有老人贍養、下有小孩照料的中年群體，生活壓力并不小。彈性工作制的實施，讓老師得以回到生活的領地。
林偉一直后悔，在過往的許多年里，自己沒能參與一項女兒學校舉行的親子活動。以前，林偉無奈于“生活中的很多東西都需要為工作讓步”。去年，林偉使用了一次雙減假，用來接待一位遠道而來的好友。這是林偉第一次感覺到“我不用為了工作，放棄我生活的某一件事情。”韓林梅也會用“雙減假”重拾年輕時的愛好，與好友打打球、一起鍛煉。
韓林梅說，“這是雙贏的，老師們有了生活的同時，教學質量也不會受到影響。如果我今天打算請雙減假，工作時我的效率會更高，學生也會提高自己學習效率。下班后，其他老師也會很自然地承擔起管理班級的任務。”
一年半的時間里，這些假期已經內化進教師的工作與生活中。他們熟悉哪一項假期更適合自己，文科老師會經常使用下午的雙減假，因為早上需要陪伴學生晨讀，理科老師則沒有這個顧慮。假期也并非適用于每一天，他們一般選在沒有課，也沒有教研活動的時候，才會申請使用這些假。
倪敏坦言，這僅僅是她能夠做到的，一項微乎其微的事情，“不能完全減輕老師的壓力”。
要保證升學率、保障教學質量，彈性工作制在這時很難發揮作用。工作一忙起來，任務繁重的教師會選擇放棄假期。吳君就是其中一位。自彈性工作制實施一年半以來，她請假的次數不超過10次。這筆賬很容易算清楚——作為數學老師，她會有一種“牽掛”，“下課后我要給學生答疑，我走了今天的答疑沒解決，明天又會有新的疑問產生。”而相比起學校里等待答疑的數十位孩子，吳君的家里只有一個孩子，“兒子可以晚點回去再管他。”
壓力還是存在，但這個制度的意義在于，在應對壓力時，給予了老師“松一口氣”的選擇。
沒成為教師之前，韓林梅沒想到教師是一份如此“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的工作。從業13年，工作逐漸浸潤了她的生活，她常常覺得自己停不下來，真正休息放松的時候，她也習慣性地會翻看手機有沒有出現家長的新消息。
對她而言，這個制度如同音樂的休止符，給了她一個“放慢工作節奏”的機會。如今，一個月有一兩次，指針指向下午3點40分的時候，她會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告訴學生：“老師今天要提早下班了。”
“沒問題。”學生們與她愉快地道別。
（應采訪對象要求，林偉、韓林梅、董芳芳、吳君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 徐巧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