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少地方的中小學來說，2023年是一個擁擠的學年，但是對一些地方的幼兒園來說，適齡幼兒則出現斷崖式減少。
近日，據《中國新聞周刊》等媒體報道，2023年以來，北京、廣州、濟南、大連多地發布了中小學學位預警。一些地方甚至發出了最高級別的“紅色預警”。
按學區入學，學位為何仍會“擠破頭”？有專家認為，學位緊張并非數量的問題，而是分布不均衡。
但另一方面，2016年1月1日起，我國“全面二孩”政策開始正式實施。在此背景下，2016年到2017年，全國各地陸續迎來了一個人口出生高峰。今年，這批“二胎”兒童要上小學了，這使得學位情況更為緊張，給多個地方的義務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入學壓力。
然而，故事的另一面是，在經過2016年、2017年兩年出生高峰后，2018年新生人口數量迅速滑落至1523萬人，并持續減少至2021年的1062萬人，2022年的956萬人進入人口負增長的拐點。這就意味著，各地為了應對二胎入學潮新增的學位，又需要在兩三年后面臨快速收縮的壓力。今年要愁學生太多，再過兩年就要愁學生太少，這確實很讓人犯愁：擴建校園是否可能在未來造成閑置？在資源的配置上，這是否是個兩難問題？
多地發布學位預警
今年將成“最難入學年”？
進入5月，全國各地的“幼升小”招生工作陸續開啟。
今年是特殊的一年。由于2016年國家放開二胎政策等影響，今年的小學入學人數比去年將有一定增長，戶籍生黃色、紅色預警學校數相應有所增加。
據《杭州日報》消息，今年4月，杭州市教育局發布全市義務教育公辦學校入學預警。杭州市教育局透露，杭州市2022年共招收一年級新生約12.5萬名，但2023年目前摸底的潛在適齡生源在15萬左右，創歷史新高已成定局。
有家長此前就表示，“不小心把娃生在'高崗'上，人這么多，也有心理準備，已經做好被調劑的打算了。”
因此，杭州市為家長提供了各個學校的入學信息查詢，對于學區內適齡戶籍生人數達到或超過學區小學常態招生計劃數的100%給予“紅色預警”，學區內適齡戶籍生人數介于學區小學常態招生計劃數的90%至100%的給予“黃色預警”。
學位預警，意味著預期的學區生源數量超出了學校的接納能力。其中，級別最高的為“紅色預警”，表示施教區內適齡兒童（少年）戶籍人數達到或超過學校擬招生計劃數的100%。
預警是動態的，往往事出多因。在義務教育階段，家長可以通過預警知道哪些學校較為熱門。如果學位緊張，入學政策也會發生變化。
橙柿互動記者了解到，今年小學入學人數是頂峰，杭州市各區、縣（市）教育行政部門采取了多項措施增加學位供給，可確保今年總體入學需求，但個別區域局部緊張的情況仍將存在。
杭州并非個案。廣州、長春、北京、青島、成都、濟南、大連等多地都發出了學位預警，甚至一些縣級市也有多所學校發出“紅色預警”。
杭州小學的錄取是有先后順位的，俗稱“一表生、二表生、三表生、四表生……”。所謂“一表生”就是學生與父母同戶、同住在本小學學區內，“二表生”是指戶口在本小學學區內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家，“三表生”是指有本市常住戶口但不在本小學學區內，“四表生”則是無本市常住戶口的借讀生。
北京的情況也類似。以海淀區為例，來自海淀區教委的數據顯示，2023年，海淀區中小學面臨學位供給的嚴峻挑戰，特別是小學將迎來前所未有的入學高峰，預計達到4萬人，初中入學預計達到2.75萬人，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或將增加1.6萬人。
據《中國經濟周刊》，“我們是‘四老房’（即學生戶口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家），哥哥3年前順利入學了，但今年因為入學孩子多，學位緊張，弟弟很可能要被調劑。”今年面臨幼升小的北京家長王玲告訴記者，他們只能將老人的房子過戶到自己名下，讓孩子能夠變成第一順位。
“房產過戶要交十幾萬的稅費，但為了孩子也沒辦法。如果被調劑，學校不好不說，還可能離家很遠。”王玲說。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記者，據他的了解和觀察，目前各地應對“二胎入學潮”雖然有壓力，但整體上“問題不大”。
“因‘全面二孩’政策所形成的入學高峰是個小高峰，這個小高峰與若干年前學位的高峰相比，依然是一個相對低的狀態。但各地的情況確實也有很大差異，大城市肯定更加嚴峻一些，而中小城市，尤其是農村，近年來一直處在生源外溢的狀態下，所以并沒有形成太大的入學壓力。”儲朝暉分析。
在儲朝暉看來，即使是在學位緊張的大城市，整體應對能力也是不成問題的。“做到‘有學上’問題不大，但要做到‘上好學’，那問題就比較大了。所以，目前面臨的難題不是增加多少個學位，而是如何進一步推動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他說。
但另外一個問題更為嚴峻，因為“二胎”兒童在2018年之后迅速減少，如果入學高峰之后很快又出現學位“過剩”，該如何應對？
入學人數“過山車”
多出來的學校怎么辦
綜合中國青年報、中國經濟周刊，2016、2017年是21世紀以來的出生人口高峰年。與此同時，2022年出生的幼兒只有956萬，比2016年高峰時期的1786萬人少了830萬。出生人數下降，首先影響的自然是幼兒園，據報道，首輪幼兒園關停潮已經在今年出現。不難推算，小學、中學和高校將會次第直面人口波動，最終影響勞動力市場。
按照出生人口變化情況，倘若保持目前的高校招生規模不變，到2039年，我國的高校招生數很可能將超過出生人口數。
以北京為例，可能會在幾年之內就迎來入園、入學人數的“斷崖式下跌”。
來自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顯示，北京市戶籍人口出生近10年來的最高峰出現在2017年，即“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二年，當年戶籍人口出生數為17.1萬人，2018年為14.1萬人，2019年為13.3萬人，2020年為10萬人，2021年則降到了9萬人。
而到了2022年，雖然尚未有官方數據公布，但有機構根據各大醫院的數據推測，2022年北京戶籍的新生兒可能僅7.5萬人左右。
根據2023年3月21日，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的《北京市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84.3萬人，常住人口出生率為5.67‰。而截至2016年末，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出生率9.32‰，2017年末為9.06‰。
各地政府可能正面臨著適齡孩子這兩年增加，過幾年又大幅減少的情況，這對政府如何投入和規劃教育資源帶來壓力和挑戰。
據統計，包括一些主要城市在內的不少地級市，推出的2023年新增學位計劃，少于 2022年計劃數和實際增加數量。
據中國新聞周刊，“一些地方政府擔心新建學校增加學位供給后，馬上出現因適齡學生減少的資源閑置問題，于是可能對解決這一問題不積極，有的地方政府采取的‘應急’辦法是擴大班額，把孩子‘塞進去’”，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如果搞大班額應對學位緊張，是違反相關規定的，這會影響到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的質量。
“選擇以怎樣的戰略應對，至關重要”，熊丙奇表示，如果節省教育投入，趁出生人口下降，撤掉學校、辭退教師，再出現出生人口增加，就會出現學位緊張的新問題。如果提升教育質量，利用出生人口下降這一契機，推進“小校小班”建設，實行小班化教學，如原來一個班45人，調整為25人、30人，這不但提高教學質量，也為出生人口變化留下“彈性空間”，在人口增加年份，可以適度擴大班額，如從30人擴大到40人。
他表示，當前合適的辦法有兩個，一是購買民辦學校學位，提供給適齡兒童，合理定位民辦義務教育的新功能；二是以“小班化”為標準，加強對義務教育的投入，提高學校建設標準，應對出生人口變化對教育帶來的挑戰。
也有一些城市在持續擴充學位。據《中國經濟周刊》，以北京為例，根據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2022年，全市新增了2.9萬個中小學學位。2023年，將繼續新增中小學學位2萬個。而以北京市教育資源強勢區之一的海淀區為例，來自海淀區教委的數據顯示，2022年，海淀區新增中小學學位超過1萬個，2023年還將新增中小學學位5560個。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則強調，目前，更應該關注的是接下來很快就會到來的入園、入學人數下滑。“這確實是一個需要各方認真考慮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學校的效能安排，涉及要不要有人員的更迭，要不要招聘新的年輕教師。尤其是有很多地方，只有一個單一的辦學主體，應對能力就會明顯不夠。”他說。
據記者了解，現在，全國多地的幼兒園已經開始出現生源不足的問題，預計很快會傳導到義務教育階段。儲朝暉建議，應該盡快發展多種主體辦學，盡可能實現教育均衡，盡可能實現公共服務的多樣化。
“公共服務不應是一個單一標準的、刻板的，公共服務應該是有適度競爭的，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滿足大家的求學需要，才能夠真正實現‘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的目標。”儲朝暉表示。
編輯|程鵬 杜恒峰 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