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人物
他的人生，不負時代。
作者：張丹丹
編輯：付玉梅
胡福明這個名字，與一篇文章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他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主要作者，也是“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
2023年1月2日，胡福明去世，享年87歲。
時間回到2018年初夏。陽光灑在胡福明居住的江南小院里，這位“點燃解放思想導火索”的老人很快沉浸在回憶中。
“那年回南京前，《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來看我，說文章的署名要用‘特約評論員’，就邀請我做他們的評論員了。”
彼時《環球人物》記者眼前的他，說起話來還有江浙口音，激動時會身體前傾，抬起手來指向前方，一下又一下，像在敲黑板。
轉眼間，一位顫巍巍走在小院里的老人不見了，變回當年那個在嘈雜的筒子樓里提筆戰斗的學者，在特殊年代里熱血沸騰、敢說真話的斗士。
“自我斗爭了一個多月”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刊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新華社當天通稿轉發；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13日，又有多家省報轉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重要位置刊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全國展開。
這個時間，離胡福明最初醞釀稿子已經過去了一年多。
這一年多的輾轉難眠、矛盾擔憂終于隨著稿子的付印，融進了推動時代前行的洪流。
“1977年3月的時候，我下定決心要寫這篇文章。這是自我斗爭了一個多月的結果。”
歷史在胡福明的講述里鋪陳開來——當年2月，“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同時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正在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的胡福明敏銳地讀出了問題：“我感覺不對，我們要高舉毛主席理論旗幟，但不能這么教條。”
剛剛經歷了“文革”的胡福明擔心社會退回那個年代，他想寫文章反駁 “兩個凡是”，但又不太敢，“當時思想斗爭很激烈”。
這種“不敢”，在胡福明身上其實很少見，他在南京大學是出了名的敢說敢寫。1976年10月，南京大學召開揭批“四人幫”的大會，他第一個站起來發言 ；在那年創辦的南大學報上，他一期接一期地發表文章。
只是他有顧慮。“我被打成過一次 ‘反革命’了，勞改了好幾年，這次要是寫文章， 可能更嚴重。我怕連累別人’。”
胡福明自己和自己一次次爭辯。他既不敢和同事討論，更不敢告訴家人。掙扎了一個多月，“寫”的一方總算是占了上風。
“我是一個理論工作者，如果沒發現‘兩個凡是’的唯心主義問題，那還情有可原；但是發現了卻不說，那不是跟我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相悖了？ ”這也像一個真理越辯越明的過程，他逐漸堅定起來，最后決心“坐牢也要寫”。
“我要是坐牢了，
你們給我送牢飯”
胡福明定了文章標題，就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大綱是在醫院走廊里寫的。
當時妻子生病住院，他每晚都在醫院陪護，帶來一摞書和資料，在走廊上搬一條長凳當書桌，借著昏暗的燈光查理論依據。
到妻子出院時，他已經查到了上百條理論論述，寫出2000多字的提綱。
“你看，這就是當時用到的資料。”胡家的客廳里，進門處是一張老書桌，擺滿了各種理論書籍，他指著顏色發黃、紙張變脆的那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告訴記者，那是當年用得最多的資料。
寫稿是在酷熱的7月。筒子樓里一層住了七八戶人家，加上放暑假了，孩子們在樓道里打鬧，環境擁擠嘈雜。但胡福明越寫越清醒，8000多字的初稿十來天就寫完了。
8月，他把稿子修改了一遍，“感覺自己在戰斗，特別有干勁”。9月，稿子寄給《光明日報》編輯部哲學組組長王強華。
認識王強華是在年初一次理論研討會上，兩人很多觀點不謀而合，王強華當時就向胡福明約稿。因此，胡福明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寄給他。
“我當時對這篇文章其實不是很有信心。”稿子投出去， 4個月沒有回音。胡福明一直忐忑不安，直到 1978年1月20日，王強華回信寄來一份清樣，提出修改意見，大意是要改得更溫和。
通過往來信件，胡福明又對稿子作了兩三次修改，到了4月，仍然沒有發表。王強華在信里的口風卻轉向了，“說要改得更有戰斗力，這我就摸不著頭腦了！怎么定這個調子？ ”
胡福明于是回信告訴王強華，月底要去北京參加研討會，到時再討論。最終，討論定下兩點，一是文章要更有戰斗性，二是在語言上要更穩妥。胡福明又開始修改稿子。
那段時間，光明日報社上午派人送來清樣，晚上改完拿回去，第二天又送來新的清樣和修改意見……
同住一間房的另外3位理論工作者也都知道了胡福明的這篇稿子。“他們看后都表示支持，但是也都知道這個稿子是有風險的。我當時跟他們說：‘我要是坐牢了，你們給我送牢飯。’他們說‘一定送’。”
楊西光兩次前去看望。第一次，楊西光表明自己的立場，堅定支持撥亂反正；第二次，楊西光告訴他，文章要請中央黨校的同志幫助修改，由胡耀邦同志審定。
“五一”前夕，胡福明把自己改的最后一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交給《光明日報》，然后就回南京了，他已經歸心似箭。
十幾天后，他收到了光明日報社寄來的10份報紙，文章刊發在11日的報紙頭版重要位置，在自己交去的版本上作了一些修改，標題加上了“唯一”二字。他不敢張揚，把報紙放好，繼續工作。
但春雷已響徹大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引爆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在討論初期，很多人還沒有從思想禁錮中走出來，對這篇明顯反對“兩個凡是”的文章大為惱火。但身在南京的胡福明沒有感覺到：“我當時沒有聽到什么消息，都是后來聽說的。”
“不過，小平同志在6月份就公開支持這篇文章了。”6月2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召開，鄧小平在講話中著重闡述了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觀點，并且號召大家：“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改革開放的春風即將吹遍大江南北。
“一定要改弦易轍”
采訪中，胡福明一再說：“這篇文章不是我個人的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時代的產物。”
1935年，胡福明出生在江蘇無錫的一個貧苦農家。因為戰亂和家境貧寒，他小學幾次中斷學業。
1955年，胡福明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新聞系，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1962年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南京大學任教。“先干了一年輔導工作，1963年開始給學生上課，講毛澤東思想。”
1966年，學校決定在溧陽建新校區。胡福明和其他300多名師生一起，拉著10輛板車，帶上全部家當，往200多公里外的溧陽出發。
師生們走了3天，到了雜草叢生、荒蕪一片的新校區，邊建校邊上課。
沒通電，胡福明就帶著學生去20公里外的鎮上拉電線桿，小板車一次最多拉回兩根。“每去一趟，就渾身濕透。” 那是1月，天還很冷。拉完電線桿，又繼續拉磚頭、木頭，把校舍一點一點蓋了起來。
此后，在那段特殊時期，他被打成了站隊校長匡亞明的“黑幫”，南京和溧陽的校園里都有“打倒胡福明反革命分子”的大字報。
回憶起來，胡福明自認為不是受迫害很嚴重的人，“我是貧下中農出身，被批得少”。待這一切結束，他認為是改弦易轍的時候了。
“我經歷過動亂，知道一定要改弦易轍。”“作為知識分子，我可以拿什么戰斗？只能拿手中這支筆！”從1976年開始，他就不停撰寫理論文章，向各大報刊投稿。
·1979年，胡福明在南京大學講課。
而后，他的人生也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影響，組織部多次找他談話，要調他到黨委政府工作，都被他拒絕了。
直到1982年，調令下來，他才戀戀不舍地離開南京大學，走進黨政機關，曾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這些年，他親歷改革開放，見證了神州大地煥發生機的過程，“社會各個層面都充滿活力，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些變化，讓他常常有一種幸福感。
再回顧當年那個節點，一切好像都暗含危險，一切又都順理成章。他在關鍵時刻寫下了一篇關鍵文章，點燃了思想解放的導火索，給蓄勢前行的時代加了一把力。
他的人生，不負時代。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