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顏星悅 實習記者 /? 曹宇悅 田嘉藝 盧楠
12月7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的“新十條”及《分級診療工作方案》，明確了具備居家隔離條件的無癥狀感染者和輕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離措施。其中接種疫苗、重點人群摸底、分類管理以及分診工作，目前已由基層醫療機構來承擔。
新政之下，一些感染人數正處于高位的城市，其基層社區醫療機構也迎來了新一輪挑戰。
截至12月10日，北京市有349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放接診發熱患者；天津市衛健委推薦居家治療人員就醫首選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轄區264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衛生院，均開設發熱診室。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也相繼出臺相似政策。
多位社區醫生在采訪中提到，抗原陽性的感染者在初期大多會有慌恐情緒，使得社區醫院的電話頻繁被“打爆”。廣州市越秀區的一位社區醫生說，他不僅要負責“追陽”的任務，還承擔著接種疫苗、特殊病人監測等工作，“有時候覺得，一個人劈成三個人都不夠用。”
面對新的變化，社區醫生們也在嘗試各種方法來應對這些“突發情況”，一位社區醫生在接聽抗原陽性感染者的咨詢電話時直言：“感染也不用擔心，該吃飯吃飯”；在幫助急需就醫的病例對接醫院未果的情況下，社區醫院做主，直接開車將病人送到了最近的定點醫院。
“首先感受到的是居民的慌恐”
“你好，我家人自測抗原，剛才測的好像是陽性，請問現在怎么辦？”
12月8日晚上11點多，“新十條”發布的第二天，廣州市黃埔區夏港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鄧天醫生已經數不清，一天中接到了多少個抗原自測陽性居民的電話。這些來電者中，大部分是無癥狀或者輕癥患者。
他告訴來電者，如果出現有發燒、喉嚨痛等癥狀，就直接來社區醫院掛號看病，醫生們會對癥下藥，“如果沒有癥狀，就像平時一樣，該工作工作，該休息休息，該吃飯吃飯。”
方艙醫院的陸續取消，讓新冠治療的壓力轉移到了基層社區醫院，“政策調整以后，我們基層的工作壓力越來越大，”鄧天說，他感受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居民比較恐慌，他的手機24小時不間斷地接到抗原陽性的居民電話，即使沒有癥狀大家也想求助社區醫院，大部分電話打來都要求做單管核酸，總想證明自己還是“陰性”。
眾多的咨詢電話里，鄧天感受到的慌恐感遠大于奧密克戎感染者本身的感染癥狀，他甚至勸說來電的居民不要隨意去測抗原。面對居民來電，他有時候會用大白話勸說：“不要去天天測抗原，這個病毒現在都沒什么致病力了，你感染也無所謂，聽明白了嗎？”
鄧天醫生在黃埔區夏港街社區遇到的情況，在廣州越秀區也同樣發生著。
越秀區北京街道衛生服務站的黃祥醫生介紹，現在居民在家自測抗原，陽性結果無需報備社區，即使報備了，他們也已經無力管理，“實在是太多了。”
黃祥醫生說，有些抗原自測陽性的居民要求上門測核酸，他也只能將他們往后排，現在抗原陽性的人員名單已經排表排了好幾頁。而服務站連核酸檢測陽性的患者都服務不過來，整個北京街道住著三萬多居民，一天檢測出核酸陽性的有50多人，12月份以來超過200人。
鄧天醫生也提到，目前，社區醫院的大部分精力，還是在“核酸陽性”的感染者。在廣州，社區衛生服務站的醫護人員給核酸陽性的住戶貼門磁，同時發送“愛心包”，里面有連花清瘟，小柴胡顆粒等中藥和幾片退燒藥，在陽性人員居家隔離的第六天，衛生服務站的醫護將上門采核酸，如果是核酸陰性，即刻解除隔離。
核酸陽性感染者居家期間，鄧天醫生和他的同事們要上門負責這些患者的醫療需求，“我們是從一個戰場（方艙）到了另外一個戰場（社區），對我們來說，這個戰場的壓力更大。”
“第一次上門時，我們會進行健康狀況檢查，看一下他有沒有潛在的風險。”鄧天醫生說，他每去一家都會記錄家庭各成員的年齡、是否有基礎病、精神疾病，“我們還要送一份醫療指引，讓他們對這個病有一個科學的認識。”在黃祥醫生服務的衛生站里甚至有一個負責精神疾病的專員，一旦精神病患者發病或者有就醫開藥需求，黃祥醫生同時會聯系衛健局，由衛健局的人專車送往精神科醫院診治。
“120還是很難叫到”
對于一般陽性居家患者，出現發燒等癥狀，社區醫生們會建議居家先服用退燒藥，真正讓社區醫生們緊張的還是一些“特殊人群”就醫的情況。
廣州海珠區江海街道衛生服務站的杜鵑醫生，專門負責轄區內陽性居家人員中的“特殊人群”，據她介紹，在江海街道包括老人、孩子、孕婦以及需要做透析的陽性“特殊人群”，加起來有300人左右。
按照輕重緩急的程度，杜鵑醫生以三天一次至一天一次的頻率上門問診這些特殊病患，忙的時候一天要上門十幾戶，這些患者出現危及生命的癥狀時，比如冠心病、腦血管疾病、突然嘔吐，昏迷不醒……杜娟的職責是對他們及時搶救并協助患者家屬撥打120，情況嚴重的，社區醫院會聯系衛健委開辟綠色就醫通道。
11月底的一個早晨，大概6點半左右，杜鵑接到一個電話，說一名陽性老人在路上暈倒了，“去的時候我還是挺擔心的，”這是杜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陽性患者，在此之前，她原本只負責社區醫療保障的基礎性工作，無需與陽性感染者面對面。
“我懷疑老人就是脫水了”，杜鵑到了現場之后，立刻給老人測了血壓、血糖，指標顯示正常后，她開始給老人打針，并用衣架吊起一袋鹽水，給老人補充一些液體，慢慢地，病人好多了。
與此同時，杜娟的同事開始呼叫120，但打過去一直占線，杜娟和同事在病人身邊一直等到8點，120救護車才趕到。“特別難呼叫”。
那天早上8點半，杜鵑再次接到電話：“又有人昏倒了”。當時，社區里唯一的急救箱在她的手里，醫院領導緊急找人騎了電動車接她，一起趕往居民家中救治。
那是一個4歲的小女孩，身有殘疾，核酸陽性。杜鵑給她測了血壓、血糖，數據都還好，只是人的意識不太清醒。杜娟說，自己現場救治的同時，社區的領導一直在給衛健委打電話，幫忙聯系可以就診的醫院，但由于小女孩的病史尚不清楚，很難協調到合適的醫院。
“她是住在三樓的，還是一個挺小、比較胖的小女孩，”杜鵑說，因為涉及轉運，人手不夠，警察也帶著擔架趕來，“我們4個人一起把她抬到外面。”
當時，杜鵑給女孩打針輸液，注射了一袋生理鹽水后，女孩仍沒有轉好。因為始終沒有協調到合適的醫院，社區醫院領導做主，直接開車20分鐘，把她送到了最近的新冠定點醫院——南方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醫院。
類似的緊急情況還有很多，杜娟的轄區內有一個需要定期做血透的病人，在前一天已經血透完了的情況下，第二天核酸測出是陽性，并開始咳嗽，“然后可能是引發了其他的一些并發癥，他整個人就陷入了昏迷。”杜鵑接到求助后，緊急上門給這位病人檢查，發現病人意識已不清醒，雖然及時送到了定點醫院，但最后這名病人還是情況不好，又進了ICU。
下派基層的醫護人員
在復查核酸、特殊病人監測、注射疫苗、分級診療的多重工作下，人力成了社區醫院最直接的問題。
“一個人劈成三個人來用都不夠了。”廣州市北京街道衛生服務站的黃祥醫生說。在廣州的基層社區衛生所，大多實行兩班倒。8點到下午6點一班，6點到第二天早上8點一班，忙不過來時24小時上也是常有的事。
江海街道的杜鵑醫生也提到，已經連續40多天沒有休息。杜鵑的同事說，陽性居家的患者有不少都有發燒以及上呼吸道癥狀，挨家挨戶給他們送藥是衛生所工作人員的重要工作之一。“白天的話，一個人大概要去10到20戶不等。有需要日常用的降壓藥、降糖藥，也有需要感冒藥、發燒藥的。”據杜鵑的同事說，江海街道衛生所白班有5人，需要給十多人送藥。除去這項工作，社區醫院另一項繁重的工作是“追陽”。
所謂的“追陽”是篩出混管檢測中的陽性病例。黃祥說，現在社會面的核酸檢測都是十混一甚至二十混一的混管檢測，“假設有一個20混一報出，我們就要追著這20個人，落實每個人的單管核酸。”追陽的過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但是黃祥所在的北京街道衛生服務站只有30來人，光是“追陽”這項工程就要耗去了一半以上的人力。
還有一項工作，是黃祥現階段的工作重心——給老人打疫苗。一些有意愿打疫苗的老人不愿意或者不方便下樓，居委會就會委托社區醫生上門。黃祥最近覺得，接種疫苗人突然變多了，每天都要接到居民電話主動要求打疫苗。據黃祥介紹，目前廣州市越秀區北京街道65歲以上老人的接種率達到了81%。
“各種物資還是夠的，主要是人力不夠用，因為我們已經連續40多天上班沒有休息了”，黃埔區夏港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鄧天醫生說，“現在最缺的是兒科醫生，因為小孩生病家人最緊張，要求就醫的多，但每個醫院的兒科醫生都少。”
杜鵑覺得，新政策初期，大家都還處在一個適應都階段，節奏平緩下來，還需要一段時間的過度。
杜娟的一名同事負責接電話，他們轄區負責2.5萬名居民，衛生站有4臺電話用來接聽居民們的問詢，即便如此，還是有居民因打不進電話而直接找到衛生站，“如果你坐在電話旁，你是沒時間去上廁所、喝水的，雖然你一直在接電話，但還是有很多人抱怨電話打不進來。”杜鵑的同事說，每個社區醫院都是這樣。
其實，緩解社區壓力的措施也一直在進行。杜娟說，自己本是廣州市一家綜合性醫院的醫生，10月29日才被派到基層來支援，“被下派社區時，醫院提出的時間是3至6周。”
杜鵑說，與她同院同一批次下派基層的醫生有10名，據她所知，她已經是醫院下派的第四批醫護人員，她聽說后面還要再加派，至于自己何時可以回到原來崗位，杜鵑也不確定。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鄧天、黃祥、杜鵑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