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排書桌的每個隔斷，都如同一個小小的蜂巢，里面伏著一個辛勤的背影，仿佛忘記了午夜的鐘聲已經敲響。
這里是一家位于成都郊區的寄宿自習室，里面的學生超過500人。他們曾經是教師、會計、護士、往屆畢業生，為著同一個目標而住進這里——全身心地沖刺2023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如今，距離他們走向考場，已經不足20天時間。
根據教育部官方數據，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名人數為457萬，創下歷史新高，增幅達到21%。新東方發布的《2023考研年度報告》預計，2023年考研全國報名人數可能突破520萬，競爭變得更加激烈。
在來到這里之前，有人經歷了考研的失敗，有人辭掉了穩定的工作，有人剛剛結婚成家，有人孤身來到陌生的城市。寄宿自習室，提供了一種下定決心之人所需要的簡單生活——一張單人床、一方書桌、一處遠離鬧市的空間。同時，它也營造出一種寶貴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照亮了寂寞的時刻，也孕育著一種難以察覺的沉默。
守護孤獨
成都的寄宿自習室大多分布在城市的邊界，周邊的風貌簡單粗曠，多數鄰著在建工地、未交付的樓房，或者工廠園區。夜幕降臨時，周遭的燈光零落而稀少。
在某種程度上，來到這里，意味著與過去的生活暫時疏離。
自從畢業后從學校搬進自習室，李玉的每一天都過得有規律而重復——早上8點來到自習室，晚上12點回寢室，中間近16個小時，用一本本教材和練習冊填充起來。一套一套地刷題，逐字逐句地去啃。腰酸背痛時，她會起身，捧著書走到籃球場上繼續背。
這一切，她在宜賓老家的父母并不知道。首次考研失敗后，二次備戰的辛苦和不確定性，讓李玉不忍心找父母分擔，她謊稱自己在成都上班，拒絕了父母在老家安排的工作。在自習室的開銷，全部來自于她大學時兼職攢下的錢。
“父母希望我走最順遂的路，害怕我品嘗失敗的痛苦，然而，這種愛卻成了代溝。”李玉曾想過，如果父母不那么“心疼”她，自己會向他們坦誠：在青春的年紀里，渴望為自己拼一場，哪怕以失敗告終，也是無怨無悔。
“沉重”的父母之愛，是不少學生離家備考的原因。來自南充的顏黎去年考研惜敗后，經過仔細的復盤和規劃，迅速開啟了新一輪的備考。然而畢業之后回到家中，輕松愉悅的氛圍、母親無微不至的照料、豐富的周末娛樂活動，讓她被一種溫馨的無力感包裹，難以嚴格執行學習計劃。
母親幾乎每隔一小時就要進書房送開水、送水果、送點心，顏黎總忍不住嗔怪。后來，顏黎專門搬到家里另一套閑置房，結果母親每天專程開車來給她做飯。對“不被打擾”的追尋，讓她選擇了成都的一所寄宿自習室。
終日只需面對一方書桌，她終于感到踏實。“可能家長很難理解，考研真的需要一些孤獨。只有沒有退路的時候，意志才會更加堅定。”
孤獨，是這個群體一直守護的東西。一些同學卸載了手機中的社交軟件，中斷了和從前同學的聯系。升學或工作的同齡人按部就班的人生，難免會帶來落差之感。在食堂里，常常是一人一桌吃飯，把餐盤一放就飛奔回書桌邊；回到寢室也少有閑談，每個人都默契地把持著社交的尺度。
兩塊書桌隔板圍出的一方天地，見證著學子們奮筆疾書或黯然出神的時刻；貼滿自習室后墻的便利貼，容納下單調時光里內心的喃喃絮語。焦慮，或許是每個新來者的常態，而當考研近在咫尺時，時間，已經將別的感覺熬煉出來。
憑高學歷找到好工作，是李玉考研的最初目標。但她漸漸相信，考研是一條沒有歸途的路。“無論結果如何，當考研結束后，我都不會再回到原來的軌跡中。考研讓我堅信，只要每天充實地活著，有所收獲，就能去跨越未來生活中任何一種障礙。”
“買”一種集體的氛圍
寄宿自習室猶如長路中的一所驛站。它有禮有節地招待著過客，并不期待他們有所留戀；也為長途跋涉的人，提供了久違的歸屬。
畢業后，為了安靜地復習，羅冠邇曾經短租過學校旁的一套房屋。忙碌了一整天，她常常整夜無眠，“被一種寂靜的氛圍壓得喘不過氣”。
完全獨處的生活，讓她越來越不愿社交。這種寂寞而又恐懼社交的矛盾心理，在羅冠邇搬進寄宿自習室后被沖淡。沒有學校、沒有工作的人們，在這里重溫了一種集體的溫馨。每日同吃、同住、同室學習，“因為目標是一樣的，寂寞也是一樣的。”
來自河南的董源源今年讀大四，因為室友大多不考研，她感到缺失了一種學習氛圍。加之考研的目標院校位于四川，她便搬進了成都的一所寄宿自習室。從小到大聽從父母安排、按部就班生活的她，這是“第一次自己出來找地方，第一次做出重大的決定”。
28歲的李周明在自習室算是“大齡青年”。因為疲于應付復雜的人際關系，他在年初辭去工作了三年的崗位。他并未報名今年的研究生考試，而是打算在自習室“先重拾當年校園的感覺”，再慢慢規劃考研。于他而言，校園意味著單純的關系和有目標感的生活。有紀律、有壓力，最重要的是一顆向上的心。
最后一次奮斗
為創造一種集體的氛圍，寄宿自習室努力模仿著校園的設計。一間教室式布置的房間里，一排排帶有隔板的書桌一字排開，每張桌上都有一盞暖黃色的臺燈。自習室內有一位類似于班主任的督導老師，會監督學生每日打卡和規劃進度。
從自習室步行幾分鐘，就能到達宿舍樓。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里，擺放著幾架雙層床，床下方配備有書桌和衣柜。獨立衛浴間外，安放著洗漱臺和洗衣機。房型分為單人間、四人間、八人間等，可以根據不同的作息時間、生活習慣與室友“雙向選擇”。
以6月為分界線，這里的時間分為淡季和旺季。在淡季的月份中，一個床位的價格通常不過1000元，而旺季至少翻一倍，單人間可以達到5000元。不少學生在搬進來前，會提前組團實地考察一圈，對市內各大自習室的環境、價格、往年“上岸率”進行比較，以期選到最可心的一所。
年初從家中“出走”后，王悅寒一次性將房費交到了年底。
在農村長大的她，堅信讀書改變命運。而面對已經三戰的女兒，王悅寒的父母已經沒有多少信心，于是引導著她回歸傳統的家庭長女角色——下地干活、分擔家務、照顧弟妹。父母總說，做點家務就當放松了，不要學得太辛苦。她溫順地沉默著，從不忤逆父母之命，心卻像在文火上煎熬。一個聲音總是告訴她，“不可能！因為我知道我該怎么活！”最終，王悅寒“逃離”家庭，用打零工賺的錢住進了寄宿自習室。
每月的房租、食品、水電等開銷，加在一起大約要3000元。隨著手里的錢已經沒剩多少，她似乎理解了父母這三年里逐漸黯淡的信心，有了一些“盡人事而知天命”的感覺。這一次，“應該是最后一次奮斗。”
或許不是孤注一擲
很多時候，自習室負責人家君會覺得，這些年輕人之所以如此執著，并不是大環境的壓力，而是因為內心的純粹。
她的自習室位于高新西區，最初是一所培訓學校，隨著暑期來集訓的學生越來越多，學校在2019年開拓了寄宿業務，滿足不便來回奔波的學生們的住宿需求。
就在那一年前后，全國的付費自習室如雨后春筍般生長起來，率先出現在一線城市，一路火到了縣城。因為安靜、便利、設施完備，它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圖書館，成了考研、考公、考編的人們和上班族們經常光顧的地方。
幾乎是同時，成都更多寄宿制自習室也發展起來，在成都考研圈里被頻繁提起的大約有10家，且基本都有300人以上的規模。由于多數學生已是“二戰”“三戰”，他們多半只需要一處住所，一個課室，能安靜學習即可。這樣不高的要求，吸引著不少人轉行開起了自習室。一個自習室老板對自己的定位是“二房東”，“把租來的地方裝修后再租給學生”。至于是否對自習室有感情，“只是生意而已”。
但家君不是這樣想的。她熟悉自習室里的每一個學生。在教培行業浸潤數十年的她，似乎能夠讀懂他們的徘徊和執念。通過和學生們的交流，她發現這群年輕人身上有一種她盡可以理解、共情，但還未完全參透的力量。
一個學生在畢業的幾年后，一直在培訓機構擔任講師，“確實能夠賺錢”。當生活漸趨穩定，他越來越覺得自己只是一顆小小的螺絲釘——在一個小天地里，不知疲倦地打轉，周而往復，無權決定自己可以定在哪里。
也有一些學生，擁有一份穩定的職業，自己卻覺得頭頂的天空變得狹窄。“每天在崗位上走走過場，沒有實質性的工作和提升，就這樣不痛不癢地活著。”類似的學生，家君還遇見過許多。
有的時候，和人們對這個群體“孤注一擲”的聯想不同，這些學生曾經可以走向許多條路，那些人生也足以使人艷羨。而現在，他們都聚到了這一個路口，成為龐大的考研大軍中的一員。
見過他們在前行中，那些漫長的焦慮、迷茫，或者眼淚，家君越來越理解這些“不愿意將就”的人們——考研是慎之又慎的選擇，只為了充分而廣闊地實現人生的價值。“比起穩定、安逸，他們追求的是一種能夠給內心帶來豐富感和沉淀感的生活。”
在崗位上，不做可有可無的工作；在人生中，不再無足輕重地活著。這是站在青春的歲月里，對自己未來人生的設想和要求。或許，這才是許多考研人的執念所在。
家君有的時候會想起自己當年的樣子。大學畢業后，她的一些同學回到了老家發展，而她留在成都讀研究生。隔著十多年的歲月回望，其實人生并沒有展露出太多參差，“大家最終都有所成就，研究生也沒有什么不同”。但她相信在這個自習室里，所有人的努力都有著不被磨滅的意義：人生就是折騰的，不折騰的話，真的一點精神氣兒都沒有。
“折騰”，在考研人的字典里，也有另外的表述。一個女生這樣總結在自習室里和研友并肩奮戰的時光：雖然不知道被困在哪里，但是我們都想要沖出去，去真正經歷生命的一切。無論是求之不得的痛苦或者天道酬勤的快樂，都必然要自己去追尋過。
（李玉、王悅寒、家君為化名）
（原標題：《深度|住進寄宿自習室的考研人：為圓校園夢，花錢“買”孤獨》）
紅星新聞記者 杜玉全 實習記者 張芷旖 攝影報道